中国的文化符号

当今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范围内正在掀起一场“中国风”。对中国的重新关注和研究自从二战结束以后，政治领域有美国任命费正清研究当代中国国情以应对这个新兴红色力量；在文化领域，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华人的频繁活动和影响也逐渐在世界取得更多的理解。可以说，不同于整个欧洲汉学史那种因交通通讯的限制而建立在少数早期旅行者和传教士手稿记录上的模糊不准确的印象，新近中国的大小国事几乎都暴露在新闻的镜头之下，因而外界对中国应该有更多直观而真实的印象。

然而，“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而对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主编前言》），即使当今的中国以一种更加透明的方式向世界展现，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究竟距离一个世纪以前，或者更远的时期，有多大的变化呢？典型的中国观仍然以何种程度影响中国的印象，而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的焦点又如何受典型的中国观影响。连西方的学者自己也感慨，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变化着（见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著《中国变色龙》）。本文正是试图比较当代与欧洲汉学史中影响中国印象的因素，看中国的形象有哪些变与不变。

其实题目中的“符号”一词暗示了西方对中国印象简单化的倾向。但是这种符号是什么呢，又是如何形成的，本文有必要简单回顾欧洲汉学史中形成的中国印象及其原因。

一．       回顾历史

公元16世纪以前，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早期欧洲游客向欧洲描绘了最初的中国形象。他把中国视为一个有着普遍物质繁荣的商人的天堂。这种对中国富庶丰饶的赞颂是这一时期旅行者的相同看法，“我们在晚得多的游客那里仍可见到类似的态度，直到19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威望出现普遍衰落为止”（雷蒙·道森。PP49）。

公元17世纪开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始理解中国繁荣外表下的道德和政治优点，形成了一种新印象，即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士大夫对全国进行治理是一种十分优越的政治传统。传教士笔下经常会对中国皇帝充满溢美之词，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过分的称颂与其说是皇帝所享有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反映，还倒不如说是整个帝国因以运转的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雷蒙道森。PP73)。这种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赞美影响了欧洲的政治思想，并且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即记述幻想中的旅行。代表作有歌德斯密斯（Goldsmith）的《世界公民：或一个住在伦敦的中国哲学家的来信》。作者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来自传教士的手稿，“作者想通过中国的理性观念来揭露英国社会的弊病，以及英国文化的阴暗面。这是以写中国达到批判目的的事例。”（《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PP45）。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自欧洲自身的需要，中国为才是用的文官选拔制度和儒教传统以及理性精神被西方人当作是一种乌托邦一样的榜样和理想。

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冲开了中国大门。带着辫子的儒弱的中国人形象经常以漫画形式出现在西方各大报章上，例如《笨拙》杂志。

可以说，这三个时期为中国形象的几种类型“异域的，理想化的，幻灭的，社会学的”（费正清，《美国与中国》，PP246-248）提供了参照。马可波罗关于一个远在东方的古老民族的描述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是极为新鲜的，这种异域探奇式的文字甚至在几个世纪以后都广为流传。至于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在19世纪十分流行的原因是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因曾经对当时政局不满而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乌托邦，当然随着中国清朝的腐败这种形象逐渐息微，然而当今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与恶魔化的中国形象，纯粹作为一种令人好奇的文化它者，其实一直在文化领域都占一个位置。而幻灭腐朽的中国印象当然随着20世纪中国复兴轻易转化为一个正在崛起，拥有无限潜力，但对世界又带来很多威胁的国度。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政治国力形象，曾经的强大到衰弱到复兴的形象都是非常明显且变化迅速；但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一些固有的印象和观点其实几百年来一直影响深远。而文化的印象更容易形成所谓的简单化的“符号”。本文下文就主要针对文化这个方面的符号进行阐述。

二．       理想化与妖魔化

神秘的中药与陶瓷，丝绸等典型的中国代表物通过马可波罗等早期旅行者的游记最早介绍到西方，至今仍然为西方人着迷。比如陶瓷这种“中国式风格”在西方由于其稀缺罕见，更因其精美，受到法国宫廷的热烈追捧，从而在欧洲掀起一股长达几个世纪使用中国餐具的热潮。这些“中国式风格”的代表物，甚至包括中国人的外貌特征本身，逐渐变成了中国的一些文化符号。本节主要探讨这些文化符号背后的推动力。

西方对于所谓“中国式风格”，甚至“东方式风格”的着迷其实都源于对异域文化天生的好奇。当然这种好奇包括理想化和妖魔化两种倾向。“把中国理想化的看法，比较有内容。它包括我们对于东方智慧的崇拜，这曾经在适当的时候在陈查理这样的小说人物，和林语堂博士所描写的更成熟的中国绅士‘老滑头’身上表现出来。”（《美国与中国》，PP246-248）。而妖魔化则更常在电影或者文学作品中出现，例如小眼睛，留着两撇八字胡须的“傅满洲博士”在电影《亚伦魔杖》中就扮演中国坏蛋的角色。（《中国变色龙》。PP217）。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说，对一个遥远的国家和其国民的陌生感转变为恐惧，而通过电影形象的妖魔化塑造结果是更加强化的“种族”这个概念。

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对于中国符号的运用其实更多地为了自身的某种目的而服务，而与对中国的真正印象无关。这种目的要么是为了满足读者好奇心，要么是想把某种对中国的固有的笼统印象和作品的主旨联系在一起。对于前者，雷蒙道森认为“对西方读者有着特殊吸引力的部分”包括中国人生活的一大特色即大家庭体系，东方人沉静风雅，对大自然纯朴的崇敬和对美的感应（《中国变色龙》。PP174-185），这可以解释当代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关于家族历史描写的几部小说深受美国人欢迎的原因。对于后者，例子是Rosemary Manning一部关于美国女同性恋者的小说“The Chinese Garden”。小说中的中国花园作为一处森严的女子学校附近的禁地，后来主角Rachel发现这是反叛的同学Margaret进行同性恋活动的地方，后来后者被揭发，学校当局也更加严厉地封锁这个中国花园。在小说里面，这个中国花园充满了神秘，这个异质文明的领地代表了当时学校对女子人性压制的对立面，是可以逃逸和得到短暂自由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象征着一种与他人相异的性取向获得启蒙的地方。在这部小说里面，中国花园并没有代表更多的对于中国的联想，却以一种典型中国符号与众不同的品质与小说主旨联系到一起。

三．       中药棚里的蒜头—经过改造的文化符号

曾经有一个BBC关于某种药物的纪录片，片中一个部分提到中药的古老偏方，为了表明说的是中国，镜头里面出现了如下背景：一个挂着大红灯笼简陋的茅庐，木台和棚架上堆满和挂满了琳琅满目的中草药，角落里一个戴着小圆帽的中医师正在用磨药碾在捣药罐里把草药舂磨成药粉。棚架十分显眼地挂着串蒜头。无独有偶，最近在一个成龙主演的好莱坞动作影片里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同样的磨药碾和捣药罐，同样的蒜头，还挂着大红灯笼。两段片子的背景音乐都是二胡。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道具用意在于对中国的说明和注解，可是这两个外国影片中的中国形象让人感到别扭。首先医师的帽子隐约有中国的风格，可是让人说不出是哪个朝代的服饰；然后，西方人是否把中国的厨房和药房混淆在一起，因为蒜头众所周知是中国膳食的一味调料，却只有很少情况下被当作中药；大红灯笼胡乱牵强地出现在背景中。这就是经过了西方改造过后简单化的文化符号。西方在引进中国文化的时候往往会有一定程度的改造，并且把最奇特的东方特征保留和简单化。 正如陶瓷传入欧洲后的不久当地就逐渐出现被西化的仿制品，中国式的亭台楼阁也是这样：

“在精确的复制过程中，甚至在精确复制前的精确描述中，有着重重困难……那些自封的中国花园专家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也缺乏第一手的认识，因为甚至像威廉钱伯斯爵士这样最出名的代表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中国花园。这种盎格鲁与中国合璧的花园真正成了一个怪诞的混血儿。”（《中国变色龙》。PP159）。

其实连中国人自己也在改造中国的文化符号。如果看当今世界重新吹起的中国风，华人流行歌曲里面出现用二胡或其他中国乐器伴奏，而主调还是西洋R&B风格的歌曲层出不穷。书法和国画艺术正在艺术界受到追捧，然而当中的原因会有多少是来自于对这两种艺术形式真正的了解呢。 例如周氏兄弟(Zhou　Brothers)名列全球在世艺术家销售金额排行榜的前10位，他们在纽约中国新独立电影节开幕式上的作品就是在一幅大白布上即时泼墨作画，这是中国人在改造中国的文化。可以说，当中国元素与其它西方艺术手段（例如行为艺术），就最能够吸引西方眼球。雷蒙评论最成功的有关中国的小说《大地》时说，“似乎写中国小说之成功同它描写中国背景的准确性之间没有什么关联，而成功是同西方读者对其主题的熟悉程度相联结的。”（《中国变色龙》。PP185）

因此，中国文化符号经过改造常常充当一种充满异域色彩的辅料，几百年来以不同的形式，被西方人和东方人一同改造，简单化与混合。

四．       结语

虽然当今世界对中国有更多直观的观察，从欧洲汉学史上看，中国的几个形象（异域色彩，理想化等）一直以来都存在，且中国的文化符号仍然以其异域色彩和易于简单化的特点成为西方人对中国印象不可缺少的一方面。

参考书目：

雷蒙·道森。（1999）。中国变色龙（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时事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史景迁。（1990）。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

费正清。（2000）。美国与中国。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歌德斯密斯（Goldsmith）。世界公民：或一个住在伦敦的中国哲学家的来信。

Rosemary Manning.（1999）。The Chinese Garden. Feminist Press.